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一大贡献

■中国文化系列解读之一

 

“天人合一”在中国文化中可谓居于中轴的核心地位，影响至为深远。钱穆先生的辞世绝笔《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专论了天人合一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化过去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对天、人关系的研究。中国人喜欢把天与人配合着讲。我曾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天”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象征

 

“头上三尺有青天”这话，意思有三个方面：一是天的颜色，二是人对天的认识，三是人与天的关系。

 

首先，这句话谈到天的颜色。“青”也，即清朗，澄明，静洁。常说的“青天”“朗朗乾坤”等，都是天地颜色的衍生。而这样的青天在头上，其形状是圆的，如盖、如碗、如苍穹，所以，有天圆地方之说。其次，隐含着人对天的认识。作为自然的天的位置，在人头上，而人又立于地之上，所以，天又在地的上方。由此，便有天地的定位，而这定位的中心是参照于人的，所以说天在上、地在下、人在天地之中，也即所谓的“三才”。《易·说卦》中有“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最后，解释了人与天的关系。天在人头上，仅离 “三尺”高，与人很近。

 

除了“头上三尺有青天”，还有另一句话——“三尺之上有神明”。这里的“三尺”在中国的文化中又有以下几重意义：

 

第一，“三尺”指青铜剑。根据周代的制度，青铜剑的长度、重量分三种：上制、中制和下制，分别供上士、中士和下士三种人佩戴。而上制之剑，则长约三尺，故有“三尺”指代剑的称谓。譬如，《汉书·高帝纪》中记载，刘邦夺得天下后自诩“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颇为豪气。刘邦起事之初，仅为泗水亭长，还无资格“提三尺”，他在此已将“三尺”作为兵器、武装的代指。又如后世唐代的杜甫，在其诗《重经昭陵》中有“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的诗句，也是以“三尺”指代剑、兵器、武装。第二，“三尺”又指法令、律条。如《史记·杜周传》记载：“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再如，宋王观国在其《学林·尺一》中说道：“法律者，一定之制，故以三尺竹简书之，明示其凡目，使百官万民循守之，故谓之三尺。”都用“三尺”指代法律规范。第三，代指士自身。例如，唐代王勃在其《滕王阁序》中提及“三尺微命，一介书生”，在此“三尺”指的是其系在腰间的绅带。《礼记·玉藻》中有载：“绅长制，士，三尺。”郑玄对之解释说，“绅，带之垂者”，即其腰带垂的带头部分。官爵之高低，以其腰带所垂之长度昭示，越长，爵位越高，士，则垂三尺。故“三尺”以代“士”也。王勃自称为“士”，故也称“三尺”。

 

“三尺”的这几种意义，都浓缩表现在“天”字的创造上，“天”字便由此创生。由此可见，无论人对天的认识，人与天的关系，或者天的颜色、形状，都包含了作为自然的天，具有神格的天，人、自然和神格合一的天。这样合一的“天”在西文中是难以准确表达的，比如英语中就不能简单对应中文的“天”，“sky”仅表达了其自然的天，而没有其神格的一面；若用“God”，则又失去了自然属性。相比之下，“天”之所以在中文表达中富有多元性，既是因为汉字的字词同源、一词多义，更是因为“天”本就是天人合一的象征。

 

“一”为天与地之始

 

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一部》中的解释：“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此解有两层意思：第一，人头之上，即“颠”，亦为其音；第二，没有其他任何物比天更大，所以“一大”，而“一”和“大”又为“天”字的拆字。

 

《说文解字》对“一”的解释很有意思。天与地的结合便是地平线上的“一”。天地相交为“一”，“一”两分便是天地。刘勰《文心雕龙》的《原道》中论及天有日月星辰，因此“仰观吐曜”；地有山石河川，所以“俯察含章”。而俯仰之人在天地之中，故而“惟人参之”，这样便是天地人合一的“三才”。对此，老子《道德经》四十二章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便是其对天人合一的高度概括。

 

老子在春秋时便有了这一精辟的概括。到战国时，在老子的这一说法基础上，列子又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老子所谓的天地人合一之“一”，是天地分离之前，也就是天地未分之状态。既是未分，便有一个分开的过程，也就是天地形成的过程。这一过程，按照列子的说法经历了漫长的阶段。在其《列子·天瑞篇》中便提出了宇宙万物生成的“五太”：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即谓之“先天五太”，也就是从无极渐次到天地形成前的五个时空发展阶段。

 

《天瑞篇》有言：“夫有形者生于无形，则天地安从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见气也；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形质具而未相离，故曰浑沦。浑沦者，言万物相浑沦而未相离也。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循之不得，故曰易也。”在此列子对“五太”逐一进行了辨析之后，着重强调了“一”为万变之基，乃一切一切的基始。“易无形埒，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变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一者，形变之始也。”列子进而论道：“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故天地含精，万物化生。”如此通过“五太”的演变，才完成了从混沌之“一”，到天地形成的“二”，再到天地之间的“三”，也就是“万物化生”了。

 

西汉末纬书《易纬》一书中的《周易乾凿度》（又称《易纬乾凿度》），对其进行了图式概括：太易→太初→太始→太素→浑沦→天地→万物。《易纬》中的“太易”是“寂然无物”，是“未见气”的一种虚无寂静的状态。对此，东汉末的郑玄对《易纬》注说：“以其寂然无物，故名之为太易。”而到其后“太始”，则是一个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太易”“太初”是“气之始”，到了“太始”才有雏形之朦胧可见。再到“太素”则是“形变而有质”了。当气、形、质三者浑然一体，未分离开来之际，就是“浑沦”。所谓“浑沦”就是未分离的混一状态，这便是“一”，又称“太极”。“太极生两仪”便是“一生二”，二者，一清一浊，一上一下，“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形成天地之后，再产生人和万物。

 

天人的互动是天人合一的本质

 

按照刘勰《原道》的说法，人“实天地之心”。人既在天地之中，就得受天地的影响。既受天地的影响，那就无时无处不在。也就是人的心智、情感、言语、行为无一不体现其影响，只是体现的程度、形式等不同罢了。反之，人乃“有心之器”，有其独立性、适应性、能动性。因此，也要反过来作用于其外部环境的天地。这便是刘勰“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之问。这一天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便是天人合一。

 

在这一说法的基础上又逐渐产生混沌之说，以及相关的创世大神盘古在混沌之中开天辟地的神话。三国之际吴国的徐整，在其《三五历纪》中写道：“天地浑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数起于一，立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故天去地九万里。”这也可以解释《易》中所谓的“天数五”之“一、三、五、七、九”之所以为“天数”，为“阳数”的道理。

 

钱穆先生在写《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时，已至耄耋之年，但思想却极其敏锐，他指出:“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离开分别来讲。换句话说，他们是离开了人来讲天。这一观念的发展，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次场面来讲。”

 

钱穆先生认为：“中国人是把‘天’与‘人’和合起来看。中国人认为‘天命’就表露在‘人生’上，离开‘人生’，也就无从来讲‘天命’。离开‘天命’，也就无从来讲‘人生’。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对此，钱穆先生高度颂赞天人合一，他说：“所以中国古人，认为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天命’‘人生’和合为一，这一观念，中国古人早有认识。我以为‘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

 

在上述引文中，钱穆先生还尖锐地指出人天分离的思维，尤其是“在今天，科学愈发达，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也就是说这种将人天分开来看待世界，研究事物，探寻发展，其“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将随着科学发达“愈易显出”。英文“天”的单一表达，便是对这一观念的侧面例证。

 

一方面，天人合一本质上就是天人的互动，天地影响人，人要顺天地而动，也就是不可违背天地之运行规律；另一方面，人的独立性、主动性又要作用于其以天地为主的外部环境。而照《原道》说法，天地万物有其文，而人文则是人与天地万物互动之文，所以名之为“人文”。而这样的人文中的天地，在草原的游牧人头上，便有天似苍穹之说。如南北朝民歌所唱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半农半牧的纳西族先民眼里，天地便是“苍穹”与“屋顶”的过渡；在农耕为主的汉地，则是成熟的天道、地道以及人之礼的象征，即“三尺”所代表的“士”的确立。“士”，奉天道而执“三尺”之剑，这是武；“士”，遵礼法而行“三尺”之法，这是文。而文武之道兼备，一张一弛，相辅相成的，便是奉天道，遵礼法之“三尺”之身的“士”，也即士之“天命”也。而中华文化的“天”，就是天人合一。《中庸》中有段话至为精辟：“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先得“至诚”，才能尽其性。继而，尽他人之性。 然后，方可尽物性。而尽物性，则可“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至“天地参”，即天地人并立，相与齐的境界，这便是，天人合一。

 

这里，己之性，与人之性，是人与人的和谐共生；而人性与物性，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当人与社会、与自然都和谐共生了，这便实现了天人合一。（作者张诗亚系西南大学教授）

 

《中国民族教育》2024年第2期

 

作者：张诗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