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诚实善良、奋发有为、坚毅自律的人

我是周立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今年90岁了。《人民教育》杂志要我给青少年谈谈成长经历和体会，我感到十分荣幸。

 

童年的种子：爱国，诚实，善良

 

首先，我要向小朋友谈，我的小学阶段（1938—1944）的学习，知识很不系统，我的学识远远不及现今的儿童们。那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攻占了上海，小学的学习时断时续。小学老师们所教和所思主要是如何保存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孩子们永远不忘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我家住在上海市东郊杨树浦临青路同德堂药店二楼的后楼，所在的里弄叫培正里，里面有一座小学，叫培正小学。我在那里上学，小时候我喜欢读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从住家二楼前楼的窗口可以看到马路的对面，日本兵守候着码头的进出口，对货物和行人进行检查。我每天可以见到日本兵用刺刀刺向货物，用枪柄殴打中国工人，中国人在岗亭旁被罚跪着，有的还举着双手。这样的场景对我刺激颇深，我从小时候起就尝到身为亡国奴的滋味，永远忘不了日本侵略者的劣行和暴行。当时的小学老师教我们唱《满江红》《苏武牧羊》《毕业歌》等歌曲，朗读岳飞、文天祥、陆游等的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讲述文天祥誓死不降、史可法舍身抗清、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潜移默化教导我们是中国人，要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尤其是鉴湖女侠秋瑾女士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故事，使我对秋瑾女侠景仰敬慕不已。在我们小小年纪的心田中埋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不做卖国贼的种子。我从小时候起，就懂得爱与恨。我和同学们都会唱《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母亲不识字，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他们爱憎分明，一直教导我，长大后无论如何不要给日本鬼子做事，当“汉奸”和“卖国贼”是最可耻的。虽然我是小孩子，但做人要有气节深深根植在我幼小的心灵上。

 

我长大后，才理解教育我的小学老师们，知道了作为一个教师身上的责任：教师不仅应是科学知识和民族文化的传授者，更应是人文精神的传播者。那时，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在课程安排中要中国小学生都学习日语。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我和绝大多数中国孩子，日语一点也学不进去，反而学会了不少骂人的日本口语，在同学之间相互开玩笑。直到现在，我还是不会说日语。现在回想起来，我热爱祖国的情怀是在潜移默化中养成的。当时上海处在日伪统治下，身处亡国奴的境地，自然而然养成热爱祖国、痛恨侵略者的情怀。我一生不愿踏上日本的土地，是小时候立下的誓愿。

 

我从小时候起，非常崇拜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秋瑾等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为他们的英勇牺牲痛惜不已；也特别敬慕荆轲、豫让、程婴等舍生取义的义士侠客。我常为他们英勇就义、舍身成仁的事迹激动不已。我希望自己长大后也像他们那样，侠肝义胆，有情有义，忠诚报国，青史留名。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就觉得一个人若出卖朋友、背叛祖国是最可耻的行为，深深地埋下了凡事义当先，绝不背信弃义、绝不出卖朋友的种子。

 

我年幼时，住的上海街道里弄都是平民老百姓。那时，根本没有电视、录像等娱乐，人们通常喜爱的就是打麻将、推牌九、玩纸牌等，输赢很小，特别热闹。我小小年纪，特别喜欢看人家打牌，很快就精通了。只要里弄邻居或家中一打牌，我就没有心思读书了。赶我也赶不走，而且指手画脚，指点人家。我的母亲看在眼里，心里特别着急：儿子这样爱玩，怎么劝也不听，长大后一定是个赌鬼，怎么办？有一天，妈妈把我带到市中心她的女友（我称呼她为祝家姆妈）家。她家也在打麻将，可是距离麻将桌很近的床上坐着一位男青年，他聚精会神在读书，一点也没有受影响。这位青年，我称他为祝慕高大哥，比我大10岁，他那时在上海交通大学建筑系学习。妈妈要我向他学习，用功读书，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当时就答应妈妈今后再也不看人家打牌了，也不和小朋友玩牌了（除非是春节初一到初三开禁的日子）。我真的做到了，好好学习，以慕高大哥为榜样。我觉得，现在的网络游戏好玩的东西太多了，太影响孩子的学习了，家长应该好好劝导孩子们，把精力和智慧用到学习上。

 

1944年夏，我小学毕业了。少年的我，家中贫穷，我没有志向，也没有梦想，但我已知道爱和恨。我喜欢学习，一直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格言鞭策自己。只有努力奋斗，才能摆脱贫穷，才有光明的前途。

 

从小时候起，父母亲就教导我为人一定要诚实，若有错误就老老实实承认，并坚决改正，养成我无论何时绝不说谎的习惯。因为从小不说谎，错了就改，不推诿他人，不逃避责任，长大后就会“自律”，对自己严格要求。我父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是很注意、很严格的。告诉我们姐弟的都是一些传统的做人道理和常识，如尊重长辈和老师，帮助他人；不偷不摸，无论多穷，穷要有志气，绝不拿人家的东西；不说谎话，老老实实做人；不接受人家的馈赠，除非得到父母的许可；学习要勤奋，做人要诚实，兄弟姐妹要相亲相爱；答应人家的事，一定要努力去做；看到人家有难时，要尽力帮助；要珍惜粮食，吃饭时连一颗饭粒也不能留下；等等。

 

特别是，父亲屡屡告诉我和弟弟要自立自强，要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自己能做的事，一定要自己去做，不要麻烦人家；自己能帮人的事，一定尽心尽力去帮。父亲给我最深刻的教导是：为人要讲诚信，绝不为了一己私利背信弃义、忘恩负义。受恩定要报，绝不能忘掉，要报答人家；施恩不图报，要快快忘掉，不能念念不忘。自己的事情要自己设法解决，尽可能不要麻烦人家。当自己帮助人后，就应该立刻把这件事忘掉，绝不喋喋不休，甚至有意无意暗示人家，我帮了你这么多忙，你要回报我；做了好事，不要洋洋得意，到处宣扬，夸耀自己。父亲觉得做好事、做好人是天经地义的事。虽然是身处旧社会，但国破山河在，我受到的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很好的，使我有一个诚实善良的品行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心怀。

 

因此，我对我国青少年第一个期望是，从少年时代起，立志做一个诚实善良的人，心地光明的人，助人为乐的人。这也是我从小时候立下的誓愿，我经常以此考问自己，反省自己。

 

奋斗的青年：把青春贡献给人民

 

其次，我认为，为人处世仅仅是诚实善良，是不够的。人，必须有自立的能力，生存的能力，为社会作贡献的能力。1951年我19岁，在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任助理技术员，我所管理的电表车间有一个绕线组，专门制作各种电表（电压表、电流表、电度表等）上的线圈，其中绝大部分是旋转对称的圆柱线圈，可用绕线机绕。那时绕圆柱线圈并没有全自动化，还是要靠人工摇动绕线机的手轮绕线，但毕竟劳动强度不大，效率也比较高。可是，还有一些是扁平的单层线圈，用在110伏电压表的电阻片上，没法用绕线机绕，工人们便用手工慢慢地一圈一圈绕。因为没有机器辅助，全靠手工，效率很低，15分钟才能绕一只。绕线组每天要5个女工绕线，才能供得上装配组的需要。更困难的是，因为要求漆包线排列紧密均匀，女工们必须时时刻刻观察所排列的漆包线的密集度，一刻也不能放松，劳动强度很大，视力也受到伤害。那时，我的同情心来了，心想，能否制作一个绕扁平线圈的绕线车，不仅是提高效率，更主要是使工人们的眼睛免受伤害。

 

当时，车间主任王传燮师傅告诉我，在现有的绕线车上进行扁平线圈绕线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无法使很细的漆包线一根一根紧密排列在一起。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时，突然想到，为什么不用螺杆进动的原理呢？因为，转动螺杆使连接在螺杆上的物体前进或后退的运动是机构学中最简单的原理。这就是说，利用螺杆的转动，把漆包线靠在螺杆的螺纹的牙上，螺杆转动时漆包线就随之进动，线就紧密排列起来了。至于漆包线排列均匀紧密的问题，只要选择适当的螺距和螺杆转动的速度就可以解决了。

 

我相信利用螺杆进动排线的原理是可行的。这个创意得到了技术科的吴履梯先生、陈康德工程师和传燮师傅的支持，他们鼓励我进行试验。于是，我便尝试画扁平线圈绕线车的总装图。总的说来，装卸扁平线圈电阻片夹具以及绕线车底座的设计和制作并不十分困难，难的是选择什么样的螺杆能使靠在上面的漆包线进动，排列紧密。设计完毕后，我便到各个车间找材料，请工人师傅帮忙给我额外加工。等到零件制作加工完成后，我便把绕线车的架子在底座上搭好，两端装上装卸夹具，并把螺杆与手轮以及搭配的齿轮等连上。我请绕线组组长乐生章师傅和我一起做试验。真想不到第一次做试验，就基本上成功了，说明我设计的绕线车其原理和构想是可行的。后来，我根据提出的意见对扁平线圈绕线车进行了改进，又做了两次试验，都非常顺利。这样，我研制的扁平线圈绕线车很快就定型了，并推广到生产线上。试验表明，用新的绕线车绕一个扁平线圈，时间只需2分钟，这就是说，生产效率提高了7.5倍。原先要5个人绕线，现在只要1个人就足够了，而且质量比手工要好。更高兴的是，螺杆排线整齐美观，工人的眼睛不受伤害了，还解决了手工排线时松时密排列不均匀的问题。1952年6月18日，《劳动报》报道了我在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技术革新时发明扁平线圈绕线车提高了工效7.5倍的事迹。那时我不到20岁。

 

当扁平线圈绕线车研究成功后，大家都觉得采用螺杆排线的创意很巧妙，构思很聪明，所研制的扁平线圈绕线车简单实用，众口称赞螺杆进动的创意，认为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案。后来我知道，在这个发明中，我采用了一种称为“简单类比”的方法。当螺母套在螺杆上，若转动螺杆，螺母便会左右移动，这是机构学中最简单的原理。实际上，我在车间每天见到的车床，利用螺杆的进动，车刀切削零件，这是在做减法；同样，扁平线圈绕线车，也是利用螺杆的进动，将漆包线绕到线圈支架上，这是在做加法。这是一种简单的类比，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是用在不同的地方罢了。道理一拆穿，大家都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简单。创新，就是别人想不到的地方或者没有想到的地方，也许是最普通的地方，但你想到了，你提出来了，你实现了，因而你成功了。因此，创新并不神秘，也不一定复杂，有时就这么简单，关键在于是否专注和锲而不舍地努力。

 

那是我青少年时代对创造发明的尝试，后来我的学识长进了，在成像电子光学的科学研究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被国际上认为“创建了一个科学学派”。1999年和2000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因此，我对我国青少年的第二个期望是，立志做一个奋发有为的人，努力奉献的人，自立自强的人，努力把自己的学识贡献给国家和社会。

 

无愧的人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再次，我认为，要使自己对社会、对国家有贡献，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小时候起，养成热爱学习、努力奋斗的习惯；培养“坚毅”“自律”的品格。坚毅，是为人处世内在的力量，无论是做学问、或是创事业，若没有坚持学习和奋斗的毅力，以及把事情干到底的决心，则一事无成。自律是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清廉自守，不欺暗室，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我时刻以此18个字要求自己，反省自己。

 

我从小时候起，就明白一个道理“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何来智慧和能力，也缺乏前进的动力。“智慧就像水的样子，藏在地下时它是天性，而要开凿它，让它流出来，就得靠后天的学习了。”我是一个中等智质的人，不十分聪明，但我知道自己要努力学习，做一个要求严格、坚毅自律的人。

 

我一生努力学习，对自己严格要求。记得我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留学期间，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第一次做文献摘录的时候，在笔记本的封面上用俄文写下了这样几个单字：Воля + Терпение + Метод = Успех，即志气+耐心+方法=成功！这是我进行科学研究的座右铭，勉励自己努力学习，克服前进路上的一切困难。回顾60年前在苏联列宁格勒留学期间对于成像电子光学科学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无数感慨涌上心头。如果我在那时对科学研究不是那么义无反顾，对困难有畏惧之心，也可以寻找种种借口和理由，冠冕堂皇地退下来。但当时我并没有想得很多，我想还是要拼搏一下，“人生难得几回搏！”对呀！不管成败，总要对得起父老乡亲啊！

 

我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苦苦研究的日日夜夜，累了打个瞌睡，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啃块面包。对每一个问题的探索，我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和文献卡片，不知涂抹了多少张草稿纸，才得到问题的答案。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辛苦和艰难，只有我自己。许多人认为我那段时间实在太辛苦了，太孤独了，也太艰难了。但我喜欢探索未知，我感觉苦累中也有快乐，虽然有时十分想念自己的亲人，然而一旦在科学探索上有所发现时，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

 

因此，我对我国青少年第三个期望是，从青少年时代起，立志做一个热爱学习的人、努力奉献的人、坚毅自律的人，未来为国家和社会作创造性贡献。愿我国青少年，对品德的养成胜过学习成绩，对知识的渴望超过获得财富，对美和真理的追求永不放弃。

 

做一个诚实善良、奋发有为、坚毅自律的人，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青春，这是我勉励自己永远前进的诺言，也是我对我国青少年的期望。

 

人物简介

 

 周立伟，浙江诸暨人，1932年9月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电子光学和光电子成像专家，宽束电子光学学派的创立者。1966年在列宁格勒电工学院获苏联数学物理副博士学位。发表科学论文、科技报告、科普报告近300篇，学术专著与科普著作多部，培养博士生和硕士生50余人。科研成果荣获多项国家和部级科技进步奖励，1984年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被授予全国兵器工业系统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当选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人民教育》2022年第10期

 

作者：周立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