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主流媒体建设阶段性成果已显现

◆开栏的话◆

　　随着新技术、新业态对媒体生态的影响，传媒院校和研究机构在传媒领域的新探索也在不断迭代更新。《传媒教育》专版从本期开始推出《学者之声》专栏。本专栏旨在介绍传媒院校、研究机构的研究成果，推荐传媒学人，推动高校学术成果的传播，扩大传媒领域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社会影响。

 

　　《学者之声》专栏注重推出两类内容：一是资深专家及其学术成果；一是学界新秀及其研究新论。

 

　　本期推出的是本报记者对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崔保国的访谈，敬请关注。

 

　　□本报见习记者 张博

　　崔保国简介：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副院长、《传媒蓝皮书》主编、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长期从事传媒产业研究、报业研究和网络空间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5年，中国报业经历了剧烈变化，处在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是观察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也是传媒研究很好的“学术田野”。作为行业观察者、聚焦产业的研究者，在紧扣媒体融合发展的主题之下，从媒介形态、媒体业态、传媒生态、媒体动态变化的多维视角出发，他们眼中过去5年来的报业发展脉络如何？又有哪些最新研究成果？中国报业在发展过程中又存在哪些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结合上述话题，《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近日采访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文化创意研究院副院长、《传媒蓝皮书》主编崔保国。

 

　　媒体融合是报业的自我革命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报刊转型”和“媒体融合”可以说是近10年来学术界报业研究的核心主题。在中国报业从断崖式下滑到进入融媒体发展新常态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看到传统报刊的一些业务指标仍处下降状态，但另一方面，在经营方式转型探索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媒体融合是新闻宣传战线一场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这一提法的？

 

　　崔保国：2020年以来，媒体融合发展进入全面发力、深化改革、构建体系的新阶段，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处于战略机遇期和关键窗口期。就报业来说，中国报业从断崖式下滑到进入融媒体发展新常态，从转型大潮中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期。2020年，传统报刊的印数、总印张、广告等业务指标仍处下降状态，但是在经营方式转型探索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即使受疫情影响，也有部分报刊的收入与利润等财务指标出现了增长。

 

　　近年来，中国报业在面临重重困境的基础上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报业通过新媒体的渠道拓展而使影响力、传播力、引导力大大增强；另一方面，报业多元化与产业投融资等举措有效提升了运营实力；加上各级各地党委政府对报业扶持手段的不断跟进，党的十九大以来一系列利好报业的政策出台，报业拥有继续向上突破的空间与条件。转型中的中国报业呈现出积极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政治家办报做得有水平；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完成使命；媒体融合办报亮点特色多；经济效益搞得好。但是同时，报业依然面临严峻的经营转型以及社会功能再定位的挑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从这几年的学术研究文献来看，报纸数字化似乎已经不是学术研究的主要话题。那么，在您的观察中，当前学界新的研究热点或新闻理论的新范式集中在哪些方面？

 

　　崔保国：数字化是报纸形态转变的首要形态，媒介形态变革是报业转型变革的微观基础。我国报业集团的融合转型，一方面是要适应人与社会进行互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断满足人自身发展的需求。根据世界报业协会发布的《2020—2021年世界报业趋势报告》，数字读者收入和数字读者人数一直在持续快速地增长，特别是受疫情影响，在2020年二者分别上涨了27%和36%，44%的受访者认为，加快数字化转型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从这几年的学术研究文献来看，“数字优先”战略相较于报纸数字化而言更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话题，同时一种基于数字化媒介形态累积式变化而浮现的新闻生产理论“数字新闻学”新范式方兴未艾。

 

　　从技术上讲，数字化的核心更在于数据化。报业数据化转型，是传统报业向信息资源型报业转型的一个大趋势。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数据化作为数据主义的核心机制，在网络化、数据化与云端化3个阶段推动了新闻业的数字化过程，促成了新闻业的结构性变革与功能性变革。但同时，在数据主义大行其道之时，也要保持警惕，要强调人文主义是人类所有价值观的底线和核心。

 

　　研究者需有理论担当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有实力的报业集团已经在转型为新型主流媒体的过程中取得重大发展，在舆论引导、新闻报道、经营拓展、产业发展、媒体融合等方面取得较大业绩，可以说，平台化发展也是这几年焦点性的研究议题。那么，对于平台型媒体的发展而言，您是如何看待的？

 

　　崔保国：向平台进军是传统报纸转型的第一步，而且往往从利用社交媒体开始，通过“两微一端”扩大传播受众是报纸数字化转型的第一步。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度推进，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在县级媒体融合完成之后，整个传媒产业将呈现出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架构的泛数字化媒体格局。

 

　　事实上，平台经济时代，平台不仅是一种媒介形态，更是一种商业模式。打造理想的平台型媒体是传统媒体向融合媒体转型的必经之路，而平台型媒体首先是一个网络平台，其次才是一个产出内容的平台。学界普遍认为，以“内容+平台”的方式进行的报业转型或许转为以用户为中心的平台型媒体效果更佳。因此，报媒要建设国家主流媒体，需要立足内容生产，建立用户联系，遵循互联网思维和平台战略，重构组织结构，最终才能实现平台型媒体转型。

 

　　同时，要注意融媒体是否要自建平台这个焦点问题。基于媒介生态位理论，对于大部分融媒体来讲，自建平台的可能性较小，成效有限。因此，融媒体要加强与平台联动，灵活掌握平台的商业逻辑，利用平台吸附用户资源，借助商业平台相对成熟的大数据技术、云计算服务，增强自身的信息处理和利用能力，提高信息流转效率。面对传统媒体的经营困境，如何有效实现新媒体创新业务的变现能力仍然是我们行业需要不断探索与思考的议题。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报业的兴衰是一个大时代转型期的一个部分，目前，还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一动态中的变化的？同时，学界又应在这一变化中发挥哪些作用？

 

　　崔保国：我认为，智能化发展给报业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学界及时敏锐地捕捉到了报业发展的智能化转向。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全面渗透是近年来一个现象级的发展，不仅形塑了整个传媒产业的业态面貌，也在微观上重塑了传媒产业的业务链。人工智能技术与新闻传播界发生深度融合，正全方位地介入信息生产、分发、互动反馈流程，掀起行业理念与业态实践的变革，促进信息更有效地传播。

 

　　其中，算法是媒体智能化的核心。学界普遍认为，从新闻线索的获取和消息源的拓展方面来看，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对庞杂的网络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选择，并根据无序的信息预测新闻事件及其发展趋势；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根据用户个人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社交特征进行对象化的新闻内容生产和呈现。因此，人工智能技术为新闻业带来的种种变革能够促使新闻媒体从大众媒体向个性化媒体转变。

 

　　此外，传媒智库的发展也是近5年来的新突破新现象。智库是媒体整合自身资源、提升品牌形象的关键策略，本质上，媒体智库仍是自上而下主导的转型策略。但需要注意的是，关于报业智库化发展，现阶段多数媒体智库仍呈现出水平不高、各自为营的尴尬境地，寻求媒体转型的破局之路仍需多方的通力合作。

 

　　学术研究不同于报业实践，研究者需要有理论担当，进一步提炼出中国报业实践的原生理论，将中国传媒转型放在世界传媒中做对比媒介理论研究，为国际传播提供智力支撑，为世界报业转型和媒介发展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学理。当前，新型主流媒体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显现，未来，对报业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4对关系：报业与市场、报业与政务、报业与技术、报业与治理。研究者需要加大对以消费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创新、新闻传播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技术与内容的互动关系以及媒体转型与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关系，特别是将报业放入国家治理的视野范畴，一方面，研究报业如何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力量；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国家乃至全球的层面上治理报纸、报业以及其所承载的信息和数据。

 

 作者：张博

 

来源：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